经济发展双循环的新格局，在国内具有广泛共识。这其中，扩大内需是双循环的战略基点。当前，受新冠疫情和国际形势的影响，外循环的挑战将进一步加大，进一步提高内循环的地位，形成经济发展双循环的新格局，不仅是应对挑战的策略之举，更是形成持续、健康和稳定的新经济发展模式的长远之计。
双循环的新格局如何构建，不仅是一个经济命题，亦是关系到国计民生的社会问题。客观上，我国还存在相当比重的农村人口及低收入群体，经济内循环的形成，与这一部分人口的生计密切相关。有观点认为，农民和低收入群体的消费潜力，应成为拉动内需的重中之重。笔者认为，和其他中高收入群体相比，农民消费有特殊性，扩大农民消费需求，务必要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
农民有相当部分的消费需求是自给自足的。当前，农民的构成比较复杂，除了极少部分长期生活在城市，绝大部分农民都处于半城市化状态。简单说来，一个典型的农民家庭，年轻的家长在县城陪读，零碎时间打零工，而中老年农民则留守村庄。抑或是，年轻夫妇在城市务工，中老年人和小孩留守村庄。只要在农村有田有地有房，家庭消费需求里就有部分可以自给自足。比如，农民住的是自己的房子，吃的是自己种养的农副产品，自给自足的消费习惯，不仅是因为农民收入水平相对较低所致，也是农村商品化程度不高及绿色生活理念共同塑造的，有极强的韧性，并不是消费需求不足所致。
更重要的是，农民家庭的消费有鲜明周期性。简单而言，农民家庭消费需求，取决于家庭再生产所处的阶段。从简单再生产角度上看，生、老、病、死等家庭再生产的不同环节，都存在消费刚性。农民只要碰到这些大事，无论是否有能力，都需要消费；但如果还没到这些环节，哪怕有能力，也不会盲目消费。从复杂再生产角度看，当前的农民家庭仍处于快速城市化过程中，以进城为核心的家庭目标，主导着农民的消费需求。一旦明确了进城目标，普通农民家庭一般会通过代际合力，集中有限的家庭资源用于在城市购房。比如，不少农村地区的婚姻缔结以在城市有一套商品房为前提，父代将家庭继续用于付首付，子代务工收入的大部分则将用于还贷。某种程度上，为了子代结婚及孙辈受教育，进城也成了普通农民家庭的“刚需”，农民家庭大部分收入，要用于购房。
农民家庭消费已经形成了稳定模式。一方面，农民家庭在日常生活中，有相当部分的自给自足经济。这是农民家庭的生活方式所决定的，也是为了最大限度地节约。另一方面，农民家庭普遍转型为发展型家庭，除了要完成传统意义上的简单家庭再生产，还要顺应城镇化进程进行复杂再生产。农民家庭的转型升级，是建立在一系列刚需基础之上的，它不是外在市场刺激的结果，而是家庭内部发展动力使然。
长期以来，农民家庭的高储蓄率被认为是农村消费潜力巨大的基础。但事实上，高储蓄率并不意味着农民有足够的消费能力，或者说他们没有消费意愿。恰恰相反，高储蓄率是农民家庭较低的消费能力和较高的消费意愿之间矛盾的产物。农民在结婚、教育、养老和购房等各项人生大事上，有极强的消费意愿，但其收入往往具有不稳定性。尤其是在疫情冲击下，一些农民的外出务工收入受到影响，使其在消费行为中更偏向于保守。比如，本来要提前购房为子女结婚做准备的，因为收入不稳定，可能延期。一些提高日常生活品质的消费，也会尽量压缩。而对于已经完成“人生任务”的老年农民而言，高储蓄是为了防老防病。
总体上，当前的农民家庭，受限于社会保障水平，且还处于快速城镇化的过程之中，其消费需求相对稳定，消费行为也偏向于保守。这有其合理性。盲目扩大农村居民和低收入人群的消费需求，很可能会造成更大的社会风险。如果非要拉动农民的消费需求，政策的着眼点也不在于制造消费需求，而在于提高其社会保障水平。
当务之急是为农民就业创造更好的条件和机会。关键是要扫除不尽合理的政策障碍，让农民在农村有更多的市场机会。一方面，需激发农民的生产积极性。最近一段时间，笔者对疫情后的农民生计做了专门调查。发现即使受到疫情的冲击，农民也在尽力生产自救，但有一些“一刀切”的政策限制了他们的主动性。比如，有地方政府以环保为由，人为扩大禁养区，导致农民没有办法从事养殖。而这两年恰恰是猪价比较好的时候，农民想养而不得，又因年纪较大和务工机会减少，很多五六十岁仍有劳动能力的农民只能在家干耗。另一方面，要积极创造条件，更好地服务企业和农民。农民有较强的市场参与意愿，不缺劳动力，亦有土地等生产资料，缺的是市场机会。如何建立完善的面对广大农民的农业技术服务体系，在市场渠道、品牌培育等方面做好工作，是提高农民收入的关键。只要农民有了较为稳定的收入预期，其消费潜能就会及时释放出来，经济内循环就能进一步健康运转。（作者是武汉大学中国乡村治理研究中心研究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