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资管新规的发布标志着我国大资管行业进入了以正本清源、防控风险、转型发展为主要特征的新阶段。在机遇与挑战并存的新时代，新规对于资管机构提出了新的发展要求，需要各家机构在产品、客户、管理等诸多方面进行重新梳理。
11月8日，由中国银行业协会、香港银行学会、金融时报社主办的2019两岸暨港澳银行业财富管理论坛在天津举行，论坛上发布的《2019中国私人银行发展报告暨中国家族财富管理与传承白皮书》指出，银行理财业务是受资管新规影响最大的资管市场参与方，主要原因体现在如下几方面：一是，产品净值化管理的要求使现有产品结构面临巨大调整，从预期收益型产品向净值型产品的转化给银行理财管理模式带来了重大考验；二是，资管新规对于银行理财产品投资非标资产的规模和集中度有严格限制，并且严控期限错配；三是，降低了公募理财产品起点，银行理财产品普惠化或将进一步提升；四是，在去同业、理财净值化管理的背景下，大银行可通过设立资管子公司，提高自主管理能力和增大代销规模，但大部分城商行、农商行不具备投资管理能力且受资本净额要求的限制，零售业务将成为中小型银行负债端未来发展的主要动能。
谈及传统银行理财的业务逻辑，渤海银行董事长李伏安说，在刚兑时代，银行理财业务以银行信用背书，大多是用信贷管理的观点来经营理财资金投向，风控环节大多是由风险部门负责，底层资产环节大多是由公司业务部门负责，资产管理部门的角色往往是“通道”部门和“过手”部门，重点关注的是负债端而不是产品端和资产端，管理因错配而产生的流动性风险比管理信用风险和市场风险更重要，对市场风险及其对应的风险管理手段、方法和模型并不熟悉，因此在业务逻辑上更像传统的存贷业务而不是资管业务。
“理财的核心在于资产，而资产的核心在于配置管理。”李伏安说，在打破刚兑的目标模式下，理财要向估值净值化、资产标准化的方向发展，在风控策略上，也将以投资组合风险管理代替单一资产的信用风险管理，投资策略也相应地要向大类资产配置方向演进。
研究表明，90%以上的投资组合收益来自资产配置战略，仅不足10%的比例归于投资标的选择、市场机会择时等因素。李伏安指出，在经济转型期，银行财富管理更应重视大类资产的组合搭配，根据经济发展状况、市场变动状况和客户风险偏好调整投资组合的有效边界，持续优化整体投资的风险收益结构，才能取得符合投资者要求的与风险相匹配的投资回报。
李伏安强调，未来的银行理财业务必然将从以资金来源为重心转向以资金运用为重心，从“更便宜地把产品卖出去”转向“更好地把资金用出去”，财富管理者必须大幅度提升资产配置能力，在资产组合风险管理的科学方法指导下寻找新的风险收益平衡点。
在整个资产管理行业的生态系统面临重构的同时，中国高净值人群“传富需求”凸显，财富管理行业正处于供给端和需求端“双变”的市场环境，也面临御风而行、乘势而上的大机遇。前述报告显示，中国高净值人群的数量从2008年的36万增至2017年的126万，复合增长率达到15%。2018年底，银行理财、信托、券商资管、保险、基金、期货等组成的中国财富管理机构市场的规模已经达到了113万亿元，相比2013年增长了近3倍。
商业银行无疑是财富管理的主力军，中资私人银行以其广泛的客户群体、信誉口碑等先行占据了财富管理市场的主体份额。报告强调，新形势下，私人银行须通过经营转型潜心打造核心竞争力，包括：由一对一产品服务向综合服务能力转型提升，由粗放产品销售向个性化需求定制能力转型提升，由简单收益兑付向多元资产管理能力转型提升，由合规销售管理向全面风险管理转型提升。
在财富管理市场，证券公司是重要的参与方，积累了相当规模的高净值客户。对于商业银行和证券公司的竞争关系，广发证券董事长孙树明说，两者各有所需，应共同构筑财富管理升级发展的核心动力。
高净值客户人群中，企业家占比最大，约为75%，他们对于保障本金的稳健型投资需求强烈；金融投资高净值客户占比为12.9%，他们具有丰富的金融投资经验，倾向通过金融杠杆以较小投入撬动较高收益。
“以企业管理人员与专业人员为代表的这部分人正在成为高净值人群的中坚力量。在经历市场的教育洗礼以后，他们在选择财富管理机构时，将更加注重专业交易、专业能力和成熟服务水平的财富管理机构。”孙树明指出，财富管理进入新发展阶段，客户需求转向综合金融服务，这对财富管理机构的综合金融服务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也带来了商业银行和证券公司合作的新的空间。第一，在企业风险与长期价值增值方面，商业银行和证券公司各有优势，风险与收益的平衡要求会带来更多的投贷联盟。第二，双方在客户渠道和产品开发方面各有优势，将带来更多的产品营销合作。第三，在人才培训与研究交流方面，证券公司提供卖方研究的服务，会为商业银行财富管理业务转型升级提供更多支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