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葛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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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刊发于《中国经济周刊》2017年第50期）
国家发改委、财政部、商务部近日发布《2017—2018年清理现行排除限制竞争政策措施的工作方案》（以下简称《工作方案》），明确提出清理存量排除限制竞争政策措施的时间表和路线图。
上述文件直指现行规章制度中可能含有的地方保护、指定交易、市场壁垒等内容。这项工作难度很大，但是《工作方案》限期半年必须完成，由此足见中国推动公平竞争、市场统一决心之大。
党的十九大报告精辟论断，“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根据这一论断，《工作方案》旨在实现的打破条条块块政策性分割、构建公平有序大一统市场，正合新时代高质量发展迫切要求。
形形色色、或明或暗的市场分割，是以往特定历史条件下阶段性的产物。在当时的社会生产力较为落后因而亟待快速赶超的情况下，中央向地方的分权让利，以及地方政府间的横向竞争，历史性地成为中国这个大型经济体“穷则变、变则通”的成功革新典范。
但是制度演进往往存在路径依赖。以地方保护为例，随着时间推移，在以经济增长速度为“锦标”的地方政府竞争模式下，由于各地政府间无法实现利益兼容（因为政绩考核不仅要看GDP增长绝对量，更要看不同地区GDP增长相对排名），于是地方政府间横向竞争逐渐衍生出的结果之一，就是地方政府通过实施或维持各种形式的行政性垄断，以庇护辖区内企业进而增进本地GDP产出与财政收入。
这种短期、局部的“个体理性”显然有悖集体理性，因为有效市场必须是一个所有参与者平等、自由参与博弈的市场，这种市场虽然在现实世界中，经常会因为信息不完备而出现对均衡状态的偏离，但其自发的发现机制、纠错机制，往往能迅速发现这种偏离并引导市场迅速趋向动态均衡。
包括地方保护在内的排除限制竞争打破了市场自发的均衡机制。因为被选中或被保护的企业与产业，往往不需要充分考虑市场需求、结构及变化趋势的不确定性，甚至不需要为自身错误的决策承担风险与损失。因此，这些企业与产业很容易在集体错误预期支配下，陷入到产业同构、产能过剩、产品/技术不适用等背离比较优势的陷阱中去，而这，正是导致中国全要素生产率持续处于负增长区间（即增长质量不高）的重要原因。
因此，要顺利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就必须针对性地清理一切排除限制竞争政策措施，让市场主体在自由竞争、公平交易的统一市场环境下，分散决策并独立承担经济后果。这是一项艰难的任务，但中国是一个大国，天然具有其他国家很难比拟的规模优势与内部配套优势，因此一旦这项任务推进到位，随之而来的大一统市场必然能推动中国就此开启新的时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