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是个体自我价值的实现，经济问题是个体需求如何得到更好满足的问题。所有与经济相关的制度都应该围绕着个体价值的实现这个目标。
谈到“经济”这个概念时，传统上人们一般从“财富”的角度来理解，如生产、投资、就业、消费、经济增长、产业政策和技术创新，等等，这种经济观是很普遍的。在古典经济学时代，经济就是财富概念，这以斯密的《国富论》为代表。古典经济学家关心物质生产部分，如米塞斯说，“古典经济学家的研究工作中的缺陷在于他们试图将‘纯粹的经济性活动’与人类所有其他的感兴趣的事情和行动截然区分开来”。
在发生于十九世纪末的边际革命之后，主观价值论代替了客观价值论，门格尔在个体效用的基础上说明交换，价值和价格的决定，主观主义思想的引入也使经济学从财富的科学变成个体选择的科学。个体选择目的和手段，或者说选择手段来达到他的目的，这也被称为理性。个体的目标既可以是物质的，也可以是纯粹精神方面的，包括他非享乐方面的需求，如他对公平正义的渴求，即“观念”本身也是一种价值，而不是说“物质享乐”才是价值。精神和物质一样也会给人带来价值或损害人的价值。如“路见不平拔刀相助”这句话所体现的，“拔刀相助”是因为违反规则的行为（不平）让我感到不舒服，即损害了我的利益，虽然那个行动可能和我没有直接关系。
可见，“经济”是个体自我价值的实现，经济问题是个体需求如何得到更好满足的问题。所有与经济相关的制度都应该围绕着个体价值的实现这个目标。相反，如把经济简单地理解为财富，那么经济问题就变成如何增进财富的问题，比如如何增加产出，如何增加就业，如何推动技术进步，等等，其对应的政策就是财政政策、货币政策和各种扶持政策，以实现这样的目标。显然，在这种情况下，“个体的人”是找不到的。或者说，个体的不同需求被忽视了，因为经济问题变成了如何实现某些经济学家或官员确定的最优目标的问题，这样事实上把人变成了实现那个目标的手段。
更要说明的是，如把经济理解为财富概念，势必会导向重商主义。因为根据这种理解，财富的最大化是目标，政治作为一种手段，是服务于这个目标的，如所谓的经济发展或生活水平的提高，等等。事实上，重商主义正是古典经济学时代那种把经济理解为财富概念的产物。
如前面强调的，“经济”应该从个体的需求如何才能得到更好的满足来理解。从这个角度看，经济问题就是这样一个问题，即什么样的规则更有助于满足人的需求。个体满足需求是他自己的事，他人不能代替或限制个体做出选择，而是要让个体自己有权力做出选择，允许个体发挥其自身的企业家才能，因为这是个体满足自身需求的前提。并且，我们事先也不知道什么样的规则更有利与个体需求的满足，也即我们不能在事先把这样的规则设计出来。那种有利于个体需求满足的规则应该交给自发演化的过程。政府所能做的，只是开启这个演化过程，消除使这个过程不能出现的制度性强制，并且服从于那些演化形成的规则，只有这样才使个体的需求得到更好的满足。
政府的行为也要服从和维护上述有利于个体需求满足的规则，对人们正当地追求自己目标不予限制，这时政治也会随着经济的改善而改善。这是因为在这种情况下，那些协调人们行动的规则也是不断改善的，当政府服从和维护这些规则时，也会带动政治的改善，这使得“经济”与“政治”齐头并进。
相反，如政府服务于“财富”意义上的经济，那么政治和经济会出现冲突。因为这个目标和“使无数个体需求得到满足”的目标并不是完全一致的，有时甚至是冲突的。这是因为政府确定的那些有助于财富增进的规则，与那些使个体需求得到满足的规则之间也并不是完全兼容的。
所以这里有一个悖论，即当政府服务于财富意义上的经济时，政治和经济看似结合在一起，实际上却是分离的，甚至也是矛盾的、冲突的，即政治会构成对经济的损害。相反，当政府和财富意义上的经济相分离，只是服务于满足个体需求的规则时，政治与经济看似分离，实际上却是结合在一起，相互和谐的。在第二种情况，才是真正的“政府赋能市场”。
当不同国家的政府都服务于“个体需求的满足”意义上的经济，也就是服从于一般意义的规则时，国家与国家之间才不会出现冲突，因为这时出现了跨越国界的市场。相反，如政府服务于财富意义上的经济，国与国之间的冲突就会出现，因为这时政府的活动是以自己国家的财富生产为中心的，这样国界变成了市场的边界，他国的财富生产与本国的财富生产之间不再是和谐的，而是一种你死我活的关系。可见，国家之间的冲突是那种错误的经济观的必然结果。
如现在对经济的理解还停留在重商主义阶段，把经济理解为财富的生产和消费，那是巨大的不幸。这种错误的观念是当代主要冲突的根源。（作者系浙江工商大学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