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贸易战紧锣密鼓，而且有继续扩大的势态。因此，有很多关于这贸易战哪方会损失更大的分析。多数分析很片面，而且有很多问题。
特朗普本人的看法好像是，中国出口到美国的比美国出口到中国的多很多，因此，中美贸易战肯定是中方损失更大。这种纯粹生意人的看法，太过简单。
经济学者会进行比较深入的分析。例如上海财经大学经济学余智教授，就考虑到企业对关税提高的承担能力。（见《联合早报》7月26日《中国应防止贸易战扩大》一文。）根据余教授的论述，“中国出口的主体……很多利润率水平较低，甚至依赖政府的出口退税与生产补贴才有薄利或微利的普通产品。……这些产品一旦被加征关税，很难通过降低利润来吸收关税冲击，难以在出口市场生存。因此，如果贸易战扩大，对中国出口的冲击不是简单的直线型增大，而是加速增大。”因此，余教授认为，贸易战“对中国经济的冲击程度将加速增大，而且将显著大于对美国经济的冲击。”因此，“中国应采取措施，防止贸易战的进一步扩大。”
笔者赞成余教授关于防止贸易战扩大的结论，但对其根据承担能力，得出贸易战对中方冲击比较大的分析，却认为有商讨的余地。
特朗普简单商人观点的一些问题
先从特朗普简单商人观点的一些问题谈起。特朗普简单观点的一个基本错误是认为：出口是赚钱的、有利的；进口是花钱的，不利的。因此，谁的出口减少更多，谁就损失更大。这简单看法忽视了，一个国家、地区、企业，不但能够从以比在国内卖比较高的价格出口到国外而获利，也可以从比在国内买或生产更低的价格进口而获利。其实，至少长期而言，出口本身不是目的，而是为了赚取能够用来买他国的商品的外汇，才值得花成本来出口。
由于上述原因，如果贸易战使中国出口到美国的商品减少，不但对中国不利，也对美国不利；美国出口到中国的商品减少，不但对美国不利，也对中国不利。因此，通常贸易战没有赢家，而何方损失更多，不能够以双方的出口额来简单决定。
其次，根据国际贸易的会计方法，进出口额是根据出口商品的总价值，而不是根据其附加值，因而有误导性。很多情形是，美国的A公司在中国的工厂，不但雇佣中国的工人，还用了美国的资本、企业能力、设计、东南亚国家的某些原料与半制成品，在中国完成生产甚至只是组装后，以每件100元的价格出口到美国。在贸易会计上，这完全是中国出口到美国，每件100元全部算在内。但是，属于中国的附加值，可能不到20%，而被美国人自己赚去的，可能超过40%。总体而言，根据2015年数据的估计，中国的出口，直接属于本国附加值的比例只有25.5%，出口到美国的，这比例只有24.8%。另一方面，同年美国出口到中国的本国附加值的比例超过50%。【根据著名经济学家与前香港中文大学校长刘遵义教授Lawrence J. Lau今年7月底的文章。】
根据承担能力的可能误导性
余智教授显然超越特朗普的水平，但根据承担能力也很有问题。如果在中国生产出口到美国的商品的企业利润率水平较低，若美国增加对这些商品的关税，使他们不能赚钱，可能须要把企业关掉或转行生产其他商品。根据余教授的分析，这是使中国损失更大的因素。这种推论好像是只看短期冲击，不看长期影响。
长期而言，原来用来生产出口到美国的商品A的生产要素，多数可以转移到其他商品B的生产上，包括出口到其他国家与在本国消费的。如果原来生产A时的利润比较低，表示从A转移到B的损失反而比较小。因此，承担能力低，虽然可能意味着短期的冲击比较快与大，但也意味着长期的损失反而比较小。对于那些靠政府补贴或在国内造成重大污染的出口品，其生产与出口很可能是对中国不利的。减少这些出口品的生产，反而可能对中国有利，或者说，其损失是负的。在本国污染问题上，由于中国对美国出超是物品上的，在服务上，反而是美国对中国出超，而物品上的生产，污染程度比服务上的大，因此，在这方面，中美贸易是美国获利比较大。不过，在间接从贸易而获得的技术转移与跟进方面，应该是中国得利比较大。
中短期的影响，也要看对商业信心的打击，尤其是在投资方面。如果因为信心与总需求大量下降而造成失业等，影响可能很大。然而，在这方面，从应付2008年左右的全球金融危机上的成效来看，中国明显比美国以及其他国家更快走出危机的影响。中国在2009年的四万亿后，很快恢复高速增长。美国与其他国家，在多年的量化宽松后，在两年前左右才开始恢复。
长期的损失有多大？影响这点的因素包括产品与要素转移的难度与成本、其他市场的替代程度等。其实，如上所述，不只出口因贸易战而减少会有损失，进口的减少也会有损失。例如，中国减少从美国进口大豆，就可能须要以更高的价格从巴西进口，或以更高的成本在本国多生产。同样的，美国也会因为中国出口到美国的减少，或他们从中国进口的减少而损失。
以产品与要素转移的难度与成本而言，笔者认为中国的情形是比较低的，是比较容易转移的。因此，损失不会很大。其他影响双方损失的因素，不是很容易估计。根据这方面的一些分析，有下述的一些结论。
关于各方损失的一些估计
根据Lo,Chi在今年The International Economy 一篇文章的分析，“中国的损失是有限的。从资产配置的角度看，其他条件一样，中国看来是受中美贸易摩擦升级影响最低的亚洲国家。那些会被美国贸易措施打击的行业是越南的纺织品、皮革与鞋类，台湾与马来西亚的计算机与电子产品，与新加坡的化学与石油产品”（笔者的中译）。
对中国影响有限的一个原因是，近年来中国经济已经从出口导向变成主要以国内导向。自从2009年以来，净出口对中国GDP的直接贡献已经是零或负数。出口占GDP的比例，从2006年的峰值35.3%减少到2017年的18.1%。中国到美国的出口占GDP的比例，更从2006年的峰值7.2%减少到2017年的3.4%。这些数字是指出口总额。如果根据本国附加值部分，如上所述，大约只有四分之一。因此，3.4%变成不到1%。。
根据英国中央银行Bank of England的模拟估计，中美全面贸易战会使全球GDP在三年内减少2.5%，英国减少2%，而减少最多的是美国的5%。不过，美国正在处于从大衰退中的复苏，加上特朗普上台后的减税刺激，因此，这5%的减少，大概很难明显看出。
美国入超与美元的特殊地位
笔者今年3月在网易研究局《华尔街比特朗普更懂经济学》一文已经论述‘不必追求对每个国家的贸易都没有逆差’，以及“一个国家整体逆差很大的情形……多数是这个国家本身的一些经济或政策上的问题【例如储蓄不足、财政逆差等】，不能怪某个国家对它的顺差。”这里再补充一点。 由于美元是世界货币的特殊地位，美国是最能够承担贸易逆差的国家。随着世界经济的成长、物价水平的增加、以及每单位产品的交易额的提高（这包括分工水平增加与中间产品层次增加等因素），各国增加对美元的持有。因此，美元自然从美国流入他国，而这自然造成美国的国际贸易入超。在这因素能够支持的范围内，美国的入超，其实是美国的巨大利益，至少是相当于其他国家给美国免息贷款。而且，只要维持美元的国际货币地位，这贷款也永远不必偿还。作为商人的特朗普，好像只看到钱，没有认识到钱是用来买东西的。如果不必用大量的出口，就能够得到大量的入口，这是对美国有利的，不必用对大家都不利的贸易战来试图纠正。而且，理论与经验都说明，贸易战不能减少逆差。 超越纯经济因素 中美的贸易战，不只是一个纯粹经济上的纠纷。有如郑永年教授在《联合早报》8月14日的一篇文章所论述，“这场贸易战的实质就是‘技术冷战’，借此美国至少可以拖慢甚至终止中国的经济发展。如果把这个问题置于近年来人们一直在讨论的‘中等收入陷阱’和‘修昔底德陷阱’的内容中，那么对美国来说，把中国引向‘中等收入陷阱’就是避免‘修昔底德陷阱’的最有效方法，因为‘中等收入陷阱’意味着中国不会有实力来挑战美国的霸权地位。”。郑教授分析得不错，特朗普应该是这么想的。然而，主观愿望未必会成为客观事实。虽然前景充满未知数，笔者宁可比较相信刘遵义教授与英国央行的分析，不相信商人特朗普的分析。中国经济增长速度可能会略为下降，但多数不会停滞。特朗普短视的美国优先政策，不论在经济上与超越经济上的长期作用，应该会加速美国霸主地位的下降。长期而言，特朗普可能会是中国最大的朋友！
作者黄有光为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Nanyang Technological University）教授、澳大利亚社会科学院院士、牛津大学Global Priorities Institute咨询委员、网易研究局专栏作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