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关系正在发生“地震”，而当前的震中在经贸。经贸关系一直被视为双边关系压舱石。每当两国关系遇到重大障碍，经贸合作都发挥了缓和矛盾，维护稳定的功能。现在情况变了。经贸关系领域爆发严重分歧，压舱石变成震荡源。中美关系出现了前所未有的新挑战。
未来会如何很难预料。但从维护两国人们根本利益，维护世界和平发展的大局出发，各方应当积极努力让中美关系回到稳定轨道。而中美关系重返稳定的逻辑起点，应当是重建稳定的经贸关系。主要困难在于，既有中美经贸关系格局不能适应两国发展，特朗普的政策调整宣告了其破局，需要寻找新均衡。对中国经济而言，真正的痛苦是戒断对美国的路径依赖。
要经历中美经贸关系的“战略去魅”，还其利益关系、商业关系的本来面目
中国一直从战略高度看待中美经贸关系。中国从两国经贸合作中获得出口和投资的市场、工业现代化所需要的先进技术和标准，以及融入经济全球化所必需的市场化制度、国际规范和全球体系。人民币制度和中国的货币政策也建立在以美元为中心的国际货币体系的规则基础之上。不仅如此，中国希望通过不断深化经贸合作，让两国利益深度交织，从战略上相互捆绑，缓解两国政治关系天生相斥带来的压力。所以，中国一直强调两国经贸合作互利共赢，视经贸关系为“压舱石”，期望通过它稳定两国间各种紧张，缓和结构性矛盾。
美国也长期从战略高度看待两国经贸关系。前期是借重中国对抗苏联。苏欧巨变后，是想促使中国发生美国所期望的政治变革，将中国拉入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并利用中国大市场，完成美国的后工业化。
特朗普政府的政策大调整要求两国经贸关系彻底完成“战略去魅”。这对两国来讲都不容易。政策调整会带来中美关系的重大甚至带有根本性的改变，但是它改变不了中美关系基本属性的主要方面。
中美经贸关系的本质始终是互利共赢。中美意识形态和价值观从来不相容，文化传统迥异，也没有族脉联系，并不是天然伙伴，而是利益关系加买卖关系。中美之所以建交，主要是有共同应对苏联扩张这一战略需要。中美关系之所以能够在风云变幻的环境下不断发展，主要是因为经贸关系给双方带来巨大利益。
建交40年以来的大部分时期，中美均承认共同利益大过分歧，愿意忽视差异，努力用战略价值来掩盖矛盾。40年过去，双方的相对位置发生变化。中国实现了美国眼中的“另类”崛起，美国认为中国对其构成挑战甚至威胁。美国决心改变政策，不再用虚幻战略价值来掩盖分歧，中美固有矛盾全盘浮出水面。但是，结构性矛盾的存在并不能改变两国具有相互利用价值这一实质。
美国社会现在反华情绪浓厚，麦卡锡主义回潮，但理性观点仍然承认，中美交流是有价值的。中国的发展虽然对美国形成挑战，但是美国无法不与中国打交道，美国也只能在打交道中为自己创造更多价值。美国的一些极端派希望彻底遏制中国、打垮中国，为此不惜切断与中国的关系。这在现实中很难实现。
首先，经济全球化虽然遭遇逆流，但基本态势不可阻挡。全球价值链分工决定了美国必须在全球化网络中与中国打交道。其次，美国商品离不开中国大市场。中国消费在GDP中的占比不断上升，已接近发达国家水平。据2017年底的统计，中国国内市场销售额已经超过美国，成为全球第一大销售市场。未来中国需要大量进口外国商品满足日益增长消费升级需求。第三，美国跨国企业在中国经营获利丰厚，他们希望在中国深根厚植而不是做战略性撤退。这与特朗普要求美企根留美国的愿望有冲突，但国际分工格局不可能因为特朗普的政策而轻易改变。在经济全球化时代，拒绝与中国接触不可能实现“让美国再伟大”。
中国不必全方位就位于美国施加的“战略对手”定位
美国正将经贸问题泛政治化，中国可以反其道而行。你打你的，我打我的。中国的国力与美国相比仍有差距，与美国产生冲突不是中国的政策选项。
特朗普视中国为首要对手，中国应当自动就位吗？中国的发展目标，并不是争当GDP世界第一，甚至也不是综合国力世界第一。各种指标排名都有误导性，不同的标准会有迥然不同的结果。指标对于检验发展成效有一定参考作用，但仅仅是参考。世界杯的结果不由等级分排名决定。战争胜负也不会由军事实力排名决定。根据麦迪逊的统计，鸦片战争时中国GDP排名世界第一，远远领先于英国。中国对英国保持巨大贸易顺差。但是，挨打的反而是中国。
中国的发展目标，现代化也好，民族复兴也好，根本上讲应当是让全体人民满意。这是最难以量化，但又很容易直接体验到的目标。
中美竞争的主线，不是开展谁当第一的综合国力竞赛，而是开展国家治理能力的竞赛。中国力量应当定位在为生民谋幸福，为万世开太平。中国不需要就位于美国定义的地缘政治对手，中国愿意成为所有国家和集团的贸易伙伴，不是地缘政治意义上的战略对手，而是基于多边规则的商业对手。
美国将贸易纠纷上升至国家战略利益高度，以“危害国家安全”为由发起对主要贸易伙伴（包括盟国）贸易调查。中国正好反其道而行，就事论事讨论经贸分歧，努力阻止贸易摩擦扩大化、泛政治化。
抛开地缘政治因素，中美当前的经贸发展规划不乏互补。中美已经在能源领域规划了大规模合作。2015年开始，中国从资本净输入国变为净输出国，中国正积极规划产能、资本和建设队伍“走出去”。美国准备大搞基础设施建设，需要资金和技术队伍。全世界没有比中国更强的基建团队。美国复兴制造业需要扩大海外市场，中国是全球消费增长最快的市场，正需要大量优质进口商品满足消费升级需求。如果美国不把中国视为挖其墙角的“战略对手”，双方合作潜力巨大。
借力打力，推动双边关系转向可持续发展轨道
特朗普政府此次调整政策，正处在中美经贸关系变革的前夜。随着中国经济实力与美国的差距逐步缩小，并且日益走向世界经济舞台中心，这种关系的不合理不适应之处日益显现，调整在所必然。换句话说，没有特朗普，中美经贸关系的基本面也正在发生变化，特朗普的政策对我或许时机不利，但恰好成为推动变化的加速器。
2008年金融危机已经暴露出中美两国经济失衡形成的结构性型互相依赖存在巨大风险，两国早就着手实施经贸“脱钩”，中国一直在积极拓展出口市场、对外投资、外汇储备投资以及能源供应的多元化，这并不全因为预见到中美关系会在今天发生严重困难，而是这些措施是中国崛起的必然要求。按照中国制定的发展规划，中国的国际收支将逐步趋于平衡，贸易顺差将大幅收缩，甚至出现经常项目和资本项目双逆差。
然而，主要是因为美国国内结构调整难以到位，制造业产能难以修复，对美顺差很可能持续。这对美国是有利的，对中国其实无所谓。中国可以增加进口美国的油气和农产品来平衡制造业产品出口。这就看美国愿意不愿意。
随着人民币国际化推进，中国对美元外汇储备的需求也将下降，外汇储备将趋于收缩，人民币发行也不再依靠美元。美国很难以现在的标准指控中国为“汇率操纵国”，当然依特朗普的个性，美国可以修改有关定义。
特朗普政府的贸易干预政策会持续到何时，会加重到什么程度虽然难以预料，但是可以想见，美国的政策攻势将受到年内中期选举和美国经济复苏进程的影响。今年年底前美国国会将集中进行中期选举，明年下半年到后年，美国经济此轮增长周期可能进入尾声。届时是观察贸易政策走向的重要节点。
美国带头重构国际经贸秩序，中国的机遇大于挑战
重构国际经贸秩序必须以实力为基础。中国在建构国际秩序方面一向缺乏话语权。中国是二战后国际秩序和经济全球化的被动接受者、参与者。特朗普致力重塑造国际秩序给中国带来巨大挑战，但也提供历史性机遇。
中国靠韬光养晦形成的战略机遇期结束，但仍可依靠不断增强的实力创造新的战略机遇期。近年来中国综合实力快速提升，不但是第二大经济体，也是世界经济增长的主要引擎之一。在全球产业链和价值链中发挥着枢纽作用。美国希望重构国际经贸秩序，必须以中国为讨价还价的主要对手。但是“特朗普冲击”破坏力巨大，影响复杂，必须应对得当才能形成新的战略机遇。
从基本策略看，现在美国希望“连横”，即对中国、欧盟、日本各个击破。同时联合欧盟、日本打击中国的产业政策和“不公平”贸易做法，反击中国的“经济侵略”。
2017年12月13日，在世界贸易组织布宜诺斯艾利斯峰会上，美日欧发表联合声明，表示三方将联手在WTO框架内合作，解决某些国家（未点中国的名）政策和补贴导致的产过剩、扭曲市场的行为。
2018年5月31日，美国、欧盟、日本贸易部长在巴黎会谈后发表联合声明，表示三方将展开合作，致力解决非市场导向的政策及做法导致的问题，包括严重的产能过剩、使三方的工人和企业面临不公平的竞争环境、阻碍创新技术的开发和应用，以及破坏国际贸易的正常运转（其中包括不受目前贸易规则约束的经济部门）。在5月举行的G7峰会上，特朗普提出构建零关税的G7自由贸易区。
7月26日特朗普与欧盟委员会主席容克发表联合声明，表示双方同意致力于打造“零关税、零壁垒、零补贴”的美国欧盟自由贸易区。白宫国家经济委员会主任库德罗公开表示，美欧联手“卓有成效”，称中国感觉到自己“被孤立”。
中国则希望“合纵”，联合欧盟、日本以及东盟维护多边自由贸易体制。2018年7月16日，第二十次中国欧盟领导人会晤发表联合声明，双方承诺，坚定致力于打造开放型世界经济，提高贸易投资自由化便利化，抵制保护主义与单边主义，推动更加开放、平衡、包容和普惠的全球化。双方坚定支持以世贸组织为核心、以规则为基础、透明、非歧视、开放和包容的多边贸易体制并承诺遵守现行世贸规则。双方还承诺就世贸组织改革开展合作，以迎接新挑战，并为此建立世贸组织改革副部级联合工作组。
中国与日、欧的有限度合作，出发点是牵制美国的单边主义，维护对大家都有利的多边体制。这不是排斥美国，而是把美国拉回多边群。这与美国的合纵排斥中国的意图不同。
中美欧日围绕经贸新秩序的博弈刚刚展开。欧日先声夺人，于7月18日签署协定，建成世界最大自由贸易区，相互实施接近零关税。虽然很多具体内容的落实还需漫长的等待，但这也加强了中国推动周边一系列自由贸易协定的紧迫性。
中国可以周边为依托进一步拓展亚洲市场。亚洲开发银行近日发布的《2017年亚洲经济一体化报告》称，2016年亚洲区域内贸易份额由2010至2015年的平均55.9%增长至57.3%，创历史新高。2016年，尽管亚洲的全球外国直接投资流入量下降6%，但该地区内部的外国直接投资在绝对值上有所增长，达到2720亿美元；区域内外国直接投资在该地区外国直接投资总额中所占的比重，也从2015年的48%上升至55%。强劲的区域内贸易和投资发挥着缓冲作用，可以减轻美欧贸易政策不确定性的影响。
中国出口美国的产品中包含了大量从亚洲各个国家进口的配件，比如韩国的显像面板、马来西亚的零部件、日本的零部件以及东南亚各国的一些资源性产品，这些配件都在中国组装之后出口到美国。特朗普的关税措施将打击整个亚洲产业链，中国的利益与区域国家利益是绑在一起的。
未来的贸易规则着重于边界后的国内营商环境和规则塑造，中国可借势推进结构调整和经济转型，加快落实十八届三中全会确定的全面深化改革各项举措。改革过去是，现在是，未来仍将是决定中国命运的关键一招。应围绕让市场发挥决定性作用检验政府简政放权、扩大开放的效果，在构建公平公正营商环境方面注意与国际通行规则接轨，提升中国参与的区域贸易协定的水平。面对国际税制变革潮流（不止是特朗普的大减税），中国也须检讨税收政策，加大减税力度，改善引资引智条件，以应对产业和资本外迁压力。
美国政策调整冲击巨大，但中国提前进行了战略布局，为长期博弈做了一定准备，未来可籍此开辟新的发展空间
中国领导人提出了推动构建开放型世界经济、构建新型大国关系、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等有关全球化和世界未来的发展设想，并通过一带一路建设来加以实施。一带一路倡议在推进中曲折不断，挑战不断，但是对当前美国发动的战略攻势起到了重要的缓冲、对冲作用。
未来，一带一路相关建设将面临来自美国和西方发达国家更多打压、遏制，需要根据形势变化进行必要的调整。但是，美国政策大调整表明，一带一路倡议高瞻远瞩，未雨绸缪，为当前较量做好了战略上的提前谋划和准备。通过一带一路建设为中国打开新的外部发展空间，将是未来中国实现复兴的重要路径。
当然，一带一路推进过程中面临的挑战必须正视。沿线国家经济体量无法与美日欧合体相比，许多国家发展水平相当落后。政治、经济、法律、文化、制度、民族、宗教等各类风险挑战复杂严峻。特朗普政府的“自由开放的印太”战略刚开始落地，据国务卿蓬佩奥透露，美国计划在印太投资1.13亿美元，其中，2500万美元用于促进数字互联互通，5000万美元用于能源项目，3000万美元用于基础设施建设。这笔钱不多，只是美国宏大计划的“首付款”，未来后续推进会对一带一路造成多大的对冲作用仍需要重视。
大国竞争时代，好走的路已经没有了，中国必须承担起作为最大发展中国家和世界主要经济体的责任。现有世界秩序由美国主导，对中国的发展是有帮助的，中国是秩序的受益者。中国认为现有秩序并不完美，存在修正空间，但中国在努力维护这个秩序的基本原则。
四十年前，中国是从极低水平开始的改革开放，在市场、标准、制度和理论各方面，都需要汲取美国为主的发达国家的经验，从而在各个层面形成了路径依赖。中国产品出口需要美国市场，人民币币值稳定需要美元支撑，提高竞争力需要美国的先进技术，现代化需要美国的定义和标准，市场经济建设需要美国的制度参照。在制度建设过程中，美国的理念和思想也深深地影响了中国。种种路径依赖也在中国人的心理层面投下深刻印迹。
现在美国的基本态度已经变了，未来将处处堵中国的路，给中国挖坑。中国正推动构建开放型世界经济，构建新型国际关系，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不可能指望再从美国得到正面的助力。中国需要继续向外部世界学习，但同时也要注意从心理层面戒断对美国的依赖，努力适应无人指路，需要自己去开辟发展道路的未来。
